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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纪委通报8起典型案件涉及处级以上干部16人
2014-03-25阅读次数:7056[ 字体大小:   ]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近日,北京市纪委对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涉及局级领导干部5人,处级领导干部11人。其中,公款出国旅游2起,公款旅游1起,赌博1起,挥霍公款3起,大操大办婚礼1起。市纪委及有关单位对相关人员给予了党纪处分。
    市纪委要求各单位、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北京市15条实施意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北京市15条实施意见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对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市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郑西平等人公款出国旅游
    2012年10月,市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郑西平带团出国考察。其间,擅自变更行程,增加出访城市;除进行一次公务活动外,其余时间用于观光旅游。调查期间,郑西平以及相关人员退还了违纪款459244元。经北京市委批准,市纪委给予郑西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王鹏训、办公室副处调研员王新路党内警告处分。
    石景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庞微等人公款出国旅游
    2012年8月,时任市广电局副局长庞微(现任石景山区委组织部长)带团赴希腊、西班牙培训十天,违规增加出访城市,除进行2个半天的公务活动外,其余时间用于观光旅游。调查期间,庞微退出公款旅游费用及其女儿的地接费用26149元,其他人员退还公款旅游费用108675元。市纪委分别给予庞微和具体承办人邓永斌党内警告处分。
    市园林绿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德峰公款旅游
    2013年6月,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黄德峰带团赴吉林省考察森林防火工作,期间除安排半天工作座谈外,其余时间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多个景区旅游。调查期间,黄德峰等人退还公款旅游费用32145.98元。市纪委给予黄德峰和市园林绿化局森林公安局政委徐海峰严重警告处分。
    市总工会原副局级干事王福生等人赌博
    2013年6月,市总工会原副局级干事王福生(已退休)与市总工会满志良、马文蓉、王建华等3名工作人员在外打麻将赌博,被丰台公安分局民警抓获,起获赌资14000元。丰台公安分局对王福生等4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市纪委分别给予王福生等4人党内警告处分。
    丰台区档案局公款吃喝
    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1月5日,丰台区档案局借召开农村档案工作座谈会、档案学会工作总结会、机关年终总结会等之机,4次在酒店聚餐、发放土特产品等,共计消费60650元。市纪委、丰台区纪委分别给予局党组书记车安慎(副局级)、区档案局局长董化斌党内警告处分。丰台区委、区政府已免去2人职务。
    市房地产科研所工作年会挥霍公款
    2013年1月11日,市房地产科研所借召开工作年会之机,集体聚餐、抽奖及KTV娱乐活动,共消费94321元。调查期间,科研所领导班子成员退还奖品款项32636元。市纪委给予党总支书记、所长杨威党内警告处分。
    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公款发放土特产品
    2013年8月,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借工作培训之机,用公款向与会人员发放价值28100元的土特产品。调查期间,该单位主动退缴28100元。海淀区纪委给予青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魏开锋、副书记吕东明党内警告处分。
    密云县檀营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刘远超大操大办婚礼
    2013年4月,密云县檀营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刘远超利用职务之便,用政府信息平台向机关人员和亲友共计418人发出邀请参加其子婚礼的信息,当日安排19名机关工作人员于工作时间到婚礼现场帮忙,收受非亲属礼金31100元。密云县纪委给予刘远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贪官为何爱秀“廉政语录”
    新华网北京11月6日电 题:贪官为何爱秀“廉政语录”
      日前,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十一位省部级官员。耐人寻味的是,从李春城到廖少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搞腐败”。
      是什么原因,让一些贪官“左手拿现金、右手拿先进”贪官“秀廉政语录”现象频现,引人深思。
      大秀“廉政语录” 上演“错乱人生”
      记者盘点多位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官员发现,这些官员大多曾经是反腐倡廉“排头兵”。
      廖少华在遵义履职不过一年多,廉政语录却有大把。今年6月,遵义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启动,廖少华不仅提醒领导干部坚守“三道防线”、“廉政五关”,甚至还和与会人员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遵义市政府官网显示,廖少华在各类会议中做廉政讲话8次,两次调研中专门强调廉政建设,还观看了反腐倡廉文艺汇演。他甚至在一名农村党员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建议信中作出批示。
      与廖少华相似,年初落马的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也有种种反腐言论。在任茂名市委书记时,他曾要求各级干部“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准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令人唏嘘的是,周镇宏最终被调查发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收受礼金、贵重礼品;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李春城,在担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也曾多次发表反腐倡廉的“高见”。他曾提出“要着力抓好党风廉政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
      季建业也有各色“廉政佳话”。任职扬州市委书记时,他曾为《扬州勤廉史话》作序,还在廉政谈话中要求干部“正确对待权、利、能、廉”。就任南京市市长时,季建业还承诺要“做一个廉洁从政的市长”,并表示“做到不为亲戚朋友谋私利,不允许亲友家人打我的旗号办事、拉工程,不干涉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等方面的事项”。
      反腐言论“自己都不信” 包装“廉政画皮”只为边腐边升
      台上大谈反腐,台下大搞腐败。在一些官员眼里,反腐要么仅仅是个口号,要么是“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贪官为何钟情于“廉政语录”
      从各类案件分析,为了保住现有地位、利益、名誉,同时谋取更好的仕途,“玩双面”成为很多贪官的共同选择,手段也日趋多样。
      “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好话说尽、就是不做,甚至坏事做绝。贪官们秀‘廉政语录’,首先是为了迷惑上级和群众,掩盖贪腐劣迹!”中央党校教授王怀超说,一些地方存在“口号式反腐”和“表态式政治”现象,贪腐官员趁机为自己“贴金”。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为了包装“廉政画皮”,一些贪腐官员还刻意“创新”廉政提法,甚至组织“智囊团”策划廉政讲话,“动动嘴皮子”即能对上赢得好印象、对下获得好名声,给上级和公众制造错觉。
      专家认为,个别地方反腐流于形式,使一些贪腐官员热衷“嘴巴作秀”,宣扬的反腐论调“连自己都不相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赞誉,成为其“步步高升”的资本。
      “许多贪官在落马前,以‘敢闯敢干’、‘清廉朴实’在当地取得良好名声,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组织、纪检部门对干部的考核。”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特约研究员唐坤说,贪官伪装廉政,是为边腐边升打造“护身符”。
      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世谊教授认为,公职人员权力相对集中、透明度不高,全方位监督还难以一步到位,也为贪腐官员大秀“廉政语录”提供了空间。
      察其言更要观其行 监督不能只停留在纸上
      贪腐不会写在脸上,衡量官员清廉与否,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王世谊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一旦“掌权者”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道德信念发生变化和动摇,就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需要构建立体化的预防监督制度,将权力置于组织、群众、法律、舆论的有效监督之下。
      十八大以来,一只只“老虎”、“苍蝇”的落马,凸显中央加强制度反腐力度的决心,“八项规定”等得到坚决执行,大幅提高“腐败成本”,有效刹住了公款吃喝等腐败问题。唐坤认为,这充分说明,预防官员“台上反腐、台下贪腐”、“带病提拔”等问题,需要刚性制度和刚性执行。
      当前,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开通了网络举报“官方渠道”、公布“寻虎找蝇”详尽“流程图”,明确以“9种方式5步骤”找“老虎”和“苍蝇”。这被认为是推进制度反腐建设的有益尝试。
      “公开透明才是最好的反腐良药。”汤啸天认为,一些权力行使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应通过财产公示、住房联网、民主决策等方式为官员打造反腐“防火墙”,既增强官员“免疫力”,又增强制度“杀伤力”。
      值得关注的是,廖少华等省部级干部,都曾经历过多次考察,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日常考核和监督管理也有一套规范化的流程,却揭不开这些“两面贪官”的真面目。
      “考核考察查不出贪官值得深思,至少说明一些制度还有待强化,比如‘带病提拔’问题官员,他不升迁别人就没机会,甚至巴不得他走!下属既不敢反映问题,也不愿反映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王怀超说。
      王世谊认为,选人用人与权力腐败密切相关,一些部门和单位选用优点和政绩突出的干部,对其缺点考虑不够,也有违德才兼备的标准,相关权力的监督需要更多从“纸上”落实到行动中。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林摄
      习近平强调:
      ○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
      ○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人民网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张烁)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习近平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习近平强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反腐败要用足现有法律法规
    法律并非纯粹纸面上的宣言,在它走向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司法人员更需要有从严治吏的理念,需要排除干扰和阻力,需要高超的司法技术和应用技能。否则,就难以用足法律,就会让规则虚设,负于法律的要求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不断提出“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不让一个腐败分子逃脱法网”和“坚决打击腐败,取信于民”的要求,中央第二批巡视工作组也已分赴各个预定单位,展开相应的巡视督察工作,形成了新一轮遏制腐败势头上升和查办违法违纪行为的高压态势,引起社会的瞩目。
    事实上,反腐败是一个国家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以阶段性的专项行动方式推进,更需要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真正实效。在这方面,严格执行好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与不断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制度、机制,应该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不过,在研究应对国家公职人员贪腐犯罪不断上升的对策问题时,我们常常能从一些专题会议上听到人们对现行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的指摘,也经常能够听闻各级领导对从严治吏、从严治官以及对官员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坚决打击、绝不手软等原则的强调。从现实情况看,就源头上极早发现和控制官员腐败现象,人们十分关注一些地方正在试行的国家公职人员个人收入及家庭财产申报、公开运行情况,关心什么时候能够全面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们关心公共权力如何划定自己的边界,回归应有的定位,而不是过多地向市场和公众的日常生活渗透,以减少权钱交易与腐败的机会;人们关心党政机关和社会权力如何透明运行,如何设置刚性规范,使公权力运行真正能够讲民主、顾民生、被看见、能监督等等。期盼加快步伐,尽早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和制度,从源头上控制住腐败的不断滋生、蔓延。
    与此同时,反腐败也不能等闲止步,尤其应当在最大程度上用足现有的法律法规,在执法过程中不能使刚性的法律人为变通,更不能使反腐败的有用条款闲置不动。
    比如,官员利用公权影响力从事包括收受贿赂在内的非法交易现象由来已久,也一直被法律所明文禁止,但即便是在我国刑法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新罪名之后,其实际使用率明显偏低,因此罪名受到刑事制裁的官员数量屈指可数。而从法律意义上讲,广义的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包括这样的情形:已离休、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本已没有现职、现权可以利用,却还是人走茶不凉,继续发挥着“余热”,利用原任职务、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的同僚为人办事,自己收取财物。这显然是一种利用了自身原有权力影响力的非法交易行为。而在现行法律上,如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范围规定得更广,除了可以包括现职干部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之外,还把离职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也包括在定罪处罚之列。
    我认为,法律并非纯粹纸面上的宣言,在它走向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司法人员更需要有从严治吏的理念,需要排除干扰和阻力,需要高超的司法技术和应用技能。否则,就难以用足法律,就会让规则虚设,负于法律的要求。
    又比如,还有一些法律规范已经设立了数十年,实践中的违法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但司法上依法处罚的案例寥寥无几。并且,由于这些法律条文被长期闲置,在一些司法人员的思想观念上,几乎已经淡忘了这些法律规定。
    试举二例为证。譬如为了严密法网,防范金钱财物对官员职务廉洁性的侵蚀,我国刑事法律曾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明文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数额较大的礼品、隐瞒不报的,以贪污罪论处。但在司法的实际操作中,真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刑事追究的极为少见。全国人大在1997年进行刑法典的修订时,再度将此类犯罪范围扩大到了“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也就是意图扩大追究此类行为的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的情况却似以不变应万变,仍然难以见到依法追诉的案例。
    又譬如,我国曾在刑法修正案中提高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幅度,从原来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十年。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的登记、公告制度,司法机关通常是在查处贪污、受贿罪行时才“意外发现”他们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因此,对于单独举报官员财产状况的案件,不少地方变通为以党纪政纪处置,独立以此罪判罚的案例同样鲜见。
    应当看到,官员贪腐犯罪形式多样,千变万化,必须依法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但法律利剑需要实际的有效运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刑法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礼品不上交型的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贪污受贿五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刚性规定,都是十分有效的反腐败法律武器,理应通过严格的依法适用,发挥其正向功效。
    我们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各级司法机关,应当真正认识到腐败现象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在执法观念上确立起从严治官、依法司法的理念并将其付诸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的法律规则真正从纸面走向行动,发挥出应有的威力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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